地方债务水平上升 中国经济步入“负债式增长”
目前人们普遍看好城镇化对刺激内需、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。的确,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,一定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,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大量举债。如今的城镇化与过去30年的城镇化之间的区别在于,如今的城镇化以提高生活质量、缩小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收入差距为目的,是“烧钱”的城镇化;过去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,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,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,也增加了政府收入,是“来钱”的城镇化;过去的城镇化让农民成为城市贫民,如今的城镇化是为了还“欠账”。因此,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,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,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的下滑,今后财政支出的增速将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速,这一缺口将需要规模越来越大的举债来填补。
有数据显示,今年前11个月企业债发行总额达5713.53亿元,同比增速达191.9%,发行主体以地方城投公司、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等为主。举债规模几乎翻倍增长,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应对到期债务的偿还需求,另一方面则是为新增政府投资项目融资。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将逐年增加。
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“赤字财政─负债增长”战略,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。但也正是赤字财政导致了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,使这一地区1981年至1990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.0%,人均年增长率为-1.0%,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。中国今后无疑也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,这也是无奈之举。但与拉美国家相比,中国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特点或优势。
一是中国今后的债务增长,类似于日本模式,即内债占绝对高的比重,且中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,故受外部冲击会比较小,发生危机的概率较低;二是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业基础,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,出口额全球第一,这是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拟的,后者在过去曾出现连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,最终引发金融危机;三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远高于拉美,仅就国有企业的规模而言,政府所享受的“股东权益”就超过15万亿(2008年数据),这还不包括土地、矿产、森林等国有资源;四是中国人的勤奋度几乎是全球第一,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,今后中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,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依然存在,而拉美国家则在过去的产业转型中,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。
综上所述,中国经济走上负债式增长之路是必然选择,但无需过度担忧。当然,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,是选择发展战略、模式和路径的核心考核指标。对国家而言,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;对企业而言,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;对服务民生而言,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。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经济转型,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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